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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氣候變化、疫情和戰爭三重因素影響之下，包括中國在內的能源安全受到了外部環境的一定沖擊。

文 | 閆曉卿 賈淯方 魯剛 于宏源

2022年以來，氣候變化、新冠疫情、俄烏沖突的復雜系統性危機，對全球經濟社會帶來的疊加沖擊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在受沖擊的諸多領域中，能源受到的影響最為強烈，突出表現在全球能源供應鏈受阻、能源體系的脆弱性加劇、戰略資源價格大幅波動等諸多方面，嚴重損害世界經濟，重創全球治理體系，阻礙了聯合國2030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實現，并在部分脆弱國家引發人道主義危機。

三因素疊加：

氣候、疫情和俄烏沖突

氣候變化是影響全球能源安全的長期變量。氣候變化不僅可導致能源消費需求因極端天氣大幅增加，自然災害的增加也對能源基礎設施帶來安全風險。在氣候危機日益嚴峻的背景下，推動能源結構的低碳轉型成為全球主要共識，但激進的能源轉型政策同樣加劇全球能源系統的脆弱性。

各國排放目標和行業規范的趨緊導致傳統化石燃料供給端受到的抑制遠遠大于需求側，主要金融機構將投資轉向可再生能源領域，導致過渡性化石能源產業面臨投資不足問題，削弱能源供應體系在短期沖擊中的韌性。此外，對生物燃料、太陽能、水電等清潔能源的無序開發可能擠占農業生產資源，對糧食供給產生負面影響。

新冠疫情及其延續性是影響全球能源安全的中期變量。2020年以來，新冠疫情對全球經濟社會帶來嚴重沖擊，全球能源、糧食生產供給體系在勞動力短缺、國際供應鏈受阻和全球經濟嚴重衰退等因素影響下遭到嚴重打擊，供給能力不足推動國際糧食、能源價格進入上升通道。

在經歷了2020年因經濟衰退導致的用能需求驟降后，2021年各國經濟從抑制狀態大幅反彈，導致全球能源消費需求激增，加之一系列極端氣候及災害的疊加影響，導致全球能源價格持續上漲，并一度在多國引發能源供應危機，成為經濟復蘇和社會穩定的重要挑戰。為應對全球能源需求激增引發的能源價格暴漲，世界各國普遍采取了提高煤炭產量、增加煤炭發電的做法，導致與能源相關的碳排放快速增長，對全球通向凈零排放的路徑帶來新的挑戰。

同時，新冠疫情進一步加劇各國內部與國家之間經濟不平等，大量低收入群體失去生計，中低收入發展中國家因醫療防疫能力不足、公共債務高企、創匯能力喪失而陷入更嚴重的經濟危機和社會動蕩。這從西亞非洲等地區國家的發展境遇中便可管窺。

俄烏沖突是影響全球能源體系的即時變量。在全球能源體系已處于不安全狀態的情況下，俄烏沖突的爆發和持續升級進一步引爆全球能源危機，并可能對世界能源供應體系形成長期影響。俄烏兩國是全球能源供應市場的主要利益攸關方，其中俄羅斯是世界最大石油產品和天然氣出口國和煤炭出口大國。俄烏沖突導致的供應鏈阻斷及俄歐之間圍繞能源貿易的制裁與反制措施導致世界能源、糧食等商品價格在短期內飆升。

在能源方面，俄烏沖突爆發后，WTI和布倫特油價于2022年3月8日分別飆升至123.7美元/桶和127.98美元/桶，布倫特油價在5月和6月持續在120美元左右高位徘徊。國際天然氣價格同樣受到沖擊，荷蘭TTF天然氣期貨價格在3月份升至227歐元/兆瓦時后一度回落，但自6月中旬俄“北溪-1”號天然氣輸氣下降后，歐洲天然氣價格再次開始飆升，并于8月26日達到339歐元/兆瓦時的歷史高點。

盡管目前國際油氣價格有所回調，但國際原油依然保持在80美元/桶的高價區間。歐洲天然氣價格的大幅波動也使同為能源進口方的亞洲天然氣現貨價格不斷高漲。此外，美國針對俄羅斯繞過制裁的可能采取諸多手段，引發俄羅斯與其他國家能源經貿合作面臨二級制裁和長臂管轄的壓力，將進一步削弱國際能源體系一體化。

三重危機下的

中國能源安全

作為全球最大的能源進口國，中國的能源安全受到國際能源體系的深刻影響。雖然中國長期重視本國能源自給能力的建設，力圖減輕對國際市場的依賴，但由于國內需求量較大，這種依賴性難以徹底脫離，并使中國能源安全在復雜國際環境下面臨顯著挑戰。

美西方基于戰略競爭考量打造排他性小圈子，借俄烏地緣沖突加大對華輿論施壓。俄烏沖突爆發以來，美國試將中俄進行戰略捆綁，要求中國承擔責任阻止俄方行動，炒作俄借力中國繞過國際制裁等話題，對中國正常開展的能源國際合作制造壓力。美西方借人道主義危機發起糧食輿論戰，不僅將當前全球危機完全歸因于俄羅斯，甚至對中國進行無端指責，將中國海外能源資源危機進行關聯，強行抬高中國的國際責任。

美歐忽視自身與中國在能源基礎結構上的差異，片面炒作停止煤炭行業投資議題，試圖打造氣候俱樂部，施壓中國進一步加強氣候行動。這些行動不僅對中國的能源安全構成額外壓力，也忽視當前全球能源危機的深層原因，對全球能源安全進一步造成損害。

作為全球能源體系中的重要利益攸關方，中國始終從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安全福祉的視角理解能源安全問題，在不斷增強自身能源體系韌性的同時，積極承擔國際責任，促進基于共同安全邏輯的全球能源安全治理。作為全球經濟和人口大國，中國確保自身能源供應的穩定不僅是維護本國人民安全和福祉的必然需要，其本身也是對全球能源安全的重要貢獻。

面對氣候、疫情和俄烏復雜挑戰疊加沖擊，中國需進一步提升能源自給保障能力，拓寬深化國際合作，加強生產和供給應對風險的韌性，促進能源安全。

在能源安全方面，一是促進能源體系多元化。積極提高太陽能、風能、水能等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消費中的占比，發展安全核電，鼓勵清潔氫能、生物能等多元能源技術發展，促進各相關方對清潔能源市場參與，降低能源消費對外依存度；推動本土煤炭、油氣等化石能源適度產能升級和減碳技術運用，促進短期外部沖擊下的能源保障。

二是完善能源供給能力。建設升級國內能源生產、儲備、運輸體系，推動國內統一電力市場、碳交易市場建設，完善風險預警和動態監控機制，促進能源資源高效配置，并增強能源儲備的應急管理和調度能力。

三是積極加強國際能源合作。拓寬能源進口類型和進口渠道，促進油氣能源運輸通道多元化和跨國電網建設，確保清潔能源開發利用相關礦產資源及產品的國際供應鏈，促進能源資源安全。

四是加強風險應對能力。加強能源基礎設施對氣候災害、網絡攻擊等威脅的防護能力，建設重點城市應急能源供應體系；加強人民幣能源期貨交易的國際影響力，對沖國際油價震蕩；建立全能源行業的產業鏈和風險監控系統，對各風險環節提前布局，做到“未雨綢繆”。

中國還需要促進能源-糧食-氣候安全的系統治理。當前糧食-能源-氣候等多重危機的聯系性要求改變傳統單獨治理體系，構建整體治理觀。聯合國等多邊框架在糧食的國際管制方面起到了規則制定與橋梁作用，其中世界貿易組織等為糧食貿易提供了全球規則，聯合國糧農組織和世界糧食計劃署為糧食援助與發展提供了支持。

但是由于機制互動不足，導致無法提供糧食-能源-氣候的系統治理。為了與聯合國倡導的“協同效應”“不讓一個人掉隊”等可持續發展觀相適應，糧食和能源與在氣候變化和地緣政治背景下需要加強國際協同、提供有效的制度供給，綠色一帶一路建設就是系統治理的典范。綠色“一帶一路”相關合作平臺不僅為沿線國家的項目建設和國際合作提供支持，也將綠色環保理念進一步融入，促進沿線國家實現農業、清潔能源和生態環境可持續發展。

中國特色的生態文明觀強調人與自然、國際體系及其內部不同要素的均衡發展，并呈現出多種不同“次均衡”狀態共存、共贏和共生，這為糧食、能源和生態環境的協同發展和安全治理指明了方向，也正成為未來在糧食安全領域開展系統治理的思想基礎。

面對俄烏沖突、新冠疫情和氣候變化疊加的風險，中國方案當以糧食安全為經，以能源安全和氣候安全等關聯議題為緯，構建共同安全網絡，開展系統治理，推進全球范圍尺度下的企業、社會、政府、地方等多利益攸關方共同參與全球生態文明建設下的糧食、能源和氣候協同治理。

（本文為國網能源研究院有限公司《“雙循環”發展基調下中國和主要大國參與全球能源治理評價體系研究》課題成果）